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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丁会客厅」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刘坚:基础教育改革与创新

2017-09-29

  “「白丁会客厅」,往来皆鸿儒。” 「白丁会客厅」是中国教育智库网倾心打造的高端视频访谈栏目,是“有高度、有广度、有深度、有温度”的教育主题空间。2017年9月11日,「白丁会客厅」第六期在凤凰教育在线直播,邀请到的“鸿儒”是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刘坚教授。

 

  谨防基础教育领域的“学业过剩陷阱”

 

  白丁:我国基础教育在读、写、算方面实力很强,与此同时,我国基础教育创新仍非常迫切。多年来,您深度参与基础教育改革,如何看待基础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教育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

 

  鸿儒(刘坚):先从几个故事谈起:

  1986年11月份,《参考消息》报道了这样一则信息:英国分管教育的国务大臣接受记者采访时,连7乘以8等于几都算错了,这位大臣于是说英国要加强基本的读写算能力培养。1997年,加拿大驻华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办公室一位中年女士用了15分钟都未算出61减去19等于几。2010年,美国分管陆军训练的国防部副部长面向全球宣布,美国陆军取消拼刺刀训练;拼刺刀对陆军而言本是常规的训练,之所以取消是因为拼刺刀和未来社会、现代战场没有关系,未来战场上决定胜利的不是拼刺刀。今天中午(2017年9月11日),凤凰卫视『天天读报』嘉宾主持人李玮先生中提到:英国剑桥大学已经计划取消大学生的纸笔考试,因为学生字体过于潦草,不便于辨认,影响教师对学生水平的判断,计划以后只用计算机考试……

  一系列故事让我们思考:中国学生的读、写、算普遍公认非常优秀,但基础教育除了读、写、算的能力培养,还需要做些什么?教育领域是否存在供给侧改革问题?什么是基础教育领域的过量库存和产能过剩?

  我国基础教育并非一无是处,在知识、技能、基本读写算方面有优势,但放到国际视野中,我国学生的动手实践、创造性、独立思考、个性、好奇心以及一些其他重要方面表现出某些不足。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基础教育有其优势和问题。从深层次去思考该问题,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背景下,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的背景下,中国的基础教育拥有的优势的重要性在下降。

  美国基础教育中,学生读、写、算的能力非常欠缺,但缺失的恰恰是机器可以替代的,而拥有的恰恰是未来社会需要的。我国基础教育缺失的是未来社会需要的,而优势却是机器可以替代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基础教育面临更为严重的挑战。

  当西方国家向中国基础教育学习取经,我们引以为豪的同时,更需要思考的是我国教育面临着什么样的危机与挑战。这也正好契合我国政府近几年提到的供给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对不仅仅是经济生活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在教育领域如果存在某种陷阱,那便是“学业过剩陷阱”。所谓“学业过剩陷阱”,简单讲就是指以死记硬背的捷径获得标准答案谋取高分数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无视好奇心与求知欲、忽略知识的再创造再发现的过程、不鼓励独立思考和亲身经历、更不需要同伴间的分工与合作;全体师生,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时间、学习同样的内容、面对同样的试题、提取同样的答案、争取同样的分数……这个状态,过去的十多年有所改变但没有根本改观。

  众所周知,经济领域有一个“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政界和社会各界都有足够的警觉,但是教育领域的“学业过剩陷阱”似乎很少提及,更未引起学术界、媒体和领导层重视。“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有很多种,但是在我国,教育领域根深蒂固的、体制性“学业过剩陷阱”,很有可能是导致十年后二十年后经济社会“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发生!

  中小学生在有限的学习生涯中,学习体验、课业负担、健康发展状况不容乐观。本月初,媒体报道,开学仪式上,有些学生在阳光下二十分钟时间就出现身体不适甚至晕倒的现象,这并非偶然而是年复一年,值得全社会警醒。我国的基础教育,应有效遏制对应试能力的培养,应释放孩子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个性和创造性。

 

  核心素养意味着关键、少数

 

  白丁:去年《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发布,从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维度定义了适应社会发展和终身发展必需的品质和能力。您如何看待中国学生核心素养的建设情况?

 

  鸿儒(刘坚):在国际话语体系中,“核心”指的是关键、少数。面对未来社会,对于国家、政府、组织、学校、未成年人而言,具备哪些要素才能适应未来社会?怎样能够让社会变得更好?我于2015-2016年受全球教育创新峰会组织WISE委托,梳理了面向未来核心素养的全球经验。我们选择了29个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其中,既有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也有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发展中的大国,包含不同的文化背景,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儒家文明等,收集过去15年间,涉及核心素养的官方文件,用规范的、学术界认可的方式进行梳理、解构、重组,结果发现,这些国家和国际组织最为关注的几个元素是沟通与合作、创造性与问题解决、个人责任与社会参与、信息素养等方面。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沟通与合作,有23个国家或地区明确提及。

  中国政府委托学者持续三年时间进行研究,形成《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除了一级指标,还有18个要素。前面提到的沟通与合作,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这样一个大而全的框架中是没有的。沟通与合作,对于适应未来生活,无论是日常生存还是科技创新都非常重要。中央政府关注立德树人,重视核心素养培养。至于到底什么是最重要最关键的素养,显然我国学术界存在着不同观点。

 

  改革的阻力往往在城市,改革的困难往往在农村

 

  白丁:偏远地区学生获取高质量教育存在困难。核心素养在偏远地区实施是否存在障碍?

 

  鸿儒(刘坚):我们往往凭感觉认为偏远地区实施核心素养教育一定会处于劣势,但实际情况未必如此。

  新世纪初期,党中央国务院推动的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重视在中小学开展社区服务、社会实践、研究性学习等综合实践活动。一度被学界和媒体认为高大上的、只有城里孩子才有能力驾驭,农村学生在这方面必定欠缺。但是2012年到2013年组织的全国大规模调研表明,在高中阶段,社区服务、社会实践、研究性学习等综合实践领域中,县城及以下高中生的发展状况不低于甚至好于城市学校的高中学生。实际上,课程改革的历史多次证明:改革的阻力往往在城市,当然改革的困难通常是农村。

  事实上,城里的学生走出教室、参加实践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往往少于乡村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出,如果有好的制度、政策保障,也许对农村孩子更有帮助。但这里有前提:如果仅仅将实践活动局限于乐高机器人、3D打印等,乡村孩子会遇到更大的挑战。但在国家的课程制度中,综合实践活动或核心素养不仅仅是指乐高机器人、3D打印的学习。

 

  白丁:一些以追求高考升学率为目标的中学,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办法理念?与核心素养教育是否存在冲突?

 

  鸿儒(刘坚):过去十多年,在部分地区出现了一些超级中学,比如河北的衡水中学、安徽的毛坦厂中学。这些学校通常采取非正常的军事化管理手段,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学生时间,全部用于对提高高考成绩有用的相关课程上,长期以往形成了居高不下的高考升学率,从而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甚至被一些地方政府和家长的追棒。于是形成了所谓“良性循环”,优质生源、“优秀”师资和居高的学费,这一现象至今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在不少地方仍很严重。我曾经组织专人进行过深入调研。在一些学校,学生晨跑时每个人手一册书边跑边要背书;一些学校做操期间操场广播里放的不是有活力的音乐,而是英文单词;有学校高三学生所在的楼层大门上锁,防止外来参观者影响学生的学习生活。别的不说,一旦发生突发情况,会是什么样的后果?!面对这样的办学行为,我们教育行政部门似乎束手无策,更有政府行政官员说“应该鼓励各种不同的办学模式去试”。

  据了解我们的台湾地区教育行政部门正在全力推行的“繁星计划”很有成效,这个计划希望每一所高中学校的年轻人都有机会进入自己心仪的名校深造;然而,在大陆又有多少省份每年上北大读清华的名额却越来越仅仅出自极为有限的一所或几所高中?!由这件事不难发现,我们的教育管理水平与党和国家的要求、与老百姓对优质教育的期待、与符合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相比,还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中小学数学教育应指向核心能力

 

  白丁:基础教育中的数学困扰着很多学生,您曾主持研制“义务教育国家数学课程标准”,并主编一套新世纪数学教材。您认为在基础教育的数学学习中,学生应习得的核心能力是什么?

 

  鸿儒(刘坚):在基础教育阶段,数学首要的使人习得的核心能力是有条理地思考。有条理思考是数学可以赋予学生的最为独特的能力,对儿童的成长和一生的幸福生活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为什么三角形的三个角的度数加起来不多不少刚好是180度?这个问题会困惑每一个成长阶段的少年的。也正因为如此,围绕这样一些类似的问题的探讨就变得非常有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可以测量求和、可以把角撕下来拼在一起、可以想办法把一个三角形的三个角折叠到一起,这样的过程可能会有很多次的反复与争论。因为在孩子们的小宇宙里,三角形的大小、胖瘦、形态各不相同,怎么会不多不少就是180度吗?这是他们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的。只要将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学生的探求未知世界的欲望会不断膨胀,获得新知、建立信心、掌握方法、继续新的旅程……少年就是这样长大成人的。

  其次,中小学阶段的数学学习可以使学生发展抽象的能力。公众往往对抽象比较害怕。提到抽象,人们往往会想到未知数用字母表示、方程式、函数表达式等。其实,所谓抽象,是一个过程,是将现实问题变成数学问题的过程,去掉颜色、材质、人物等物理世界的要素,逐渐就步入到了数学的殿堂。把现实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通过数学方法进行求解,返回来解释这个现实问题,这个过程被称之为建模的过程。本世纪初期的开展的课程改革,就是要将中小学阶段的数学课程与现实生活建立起内在的非人为的联系,这样的联系越紧密越自然,学校的数学教育越成功,学生在数学课堂上就越有自信,孩子们的好奇心求知欲越会被激发。只有当数学的学习与学生以往生活建立联系时,学习才真正发生,否则就只是被动记忆。数学是如此,中小学各学科的学习也是如此。

  对于基础教育而言,不应该期望每个孩子都成为数学家,但是他要形成这样的信念,面对一个棘手复杂的社会问题或科技问题,如果有数学家参与可以解决得更好。这就够了,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数学教育。

 

  从绿色指标到教育质量健康体检

 

  白丁:您曾主持了教育部“建立中小学生学业质量分析、反馈与指导”项目,率先提炼出包括学生学业水平、学生学习动力、学生学业负担、师生关系等在内的绿色指标评估系统,请您简要介绍该系统。新高考背景下,社会都在关注除高考分数外的其他素质的评价,该系统能否解决高考问题?

 

  鸿儒(刘坚):这个系统解决不了高考问题。

  在2003年,教育部领导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教育系统似乎缺少一个与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相协调、目标一致的评估体系。评价中小学校办得好坏的是分数和升学率。但是我国的教育法明确指出,促进人的品质、智力、体质的健康成长是教育的根本。现实中的学校,尤其是高中阶段的学校,只要成绩好,其他一切都可以让步,前面谈到的一批超级学校的出现就是现实的写照。2003年,教育部成立了一个课题组,在上海浦东、辽宁大连探索,随后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参加进来,坚持了十年时间,积累了大量丰富的数据。

  2009年、2012年,上海学生PISA成绩两次获得全球第一,上海人有了足够的自信去面对几十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我们的数据发现,从2005年到2011年,上海学生的课业负担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上海教委的主要负责人提出,能否对社会公布一些数据,引导全社会参与讨论、督促改进。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组织数据分析专家根据多年积累的数据,结合教育的现状,提炼出了学生品德行为指数、学业标准达成指数、学生学习动力指数、学生学业负担指数、师生关系指数、教师教学方式指数、校长课程领导力指数、学生社会经济背景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指数、学生体质健康指数和跨年度进步指数等。就这样,2012年8月,上海市教委和教育部课程中心联合对外发布了我国首个省级教育区域(上海市)学业质量“绿色指标”评估报告,引起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积极评价。这项举措极大地推动了国家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中小学教育综合评价的改革进程。

  对于一所学校、一个区域的教育质量,什么是最关键的指标?可否像医学上对人进行周期性的体检一样,开展“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我们在不少区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前段时间,浙江杭州一个区的学校将上课时间向后推迟半小时,就是因为我们的反馈数据表明,学校上课太早,不能保证学生足够的睡眠和健康的早餐。健康的、有规律的早餐对学生成长非常重要。家长为了学生的学业,往往挖尽心思,但太多的数据表明,与其将大量资金用于补习,不如保证每天有丰盛的早餐和正常的睡眠。

  本世纪初,教育部发布相关文件,明确提出要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评价,不仅是学业方面,对品德行为、兴趣爱好、心理健康等方面也要进行评价,这需要日常的成长记录。学生的课堂表现、作业状况、运动习惯、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等等。这方面的日积月累势必可以清晰记录一个人的成长成才历程,但是如果过早地与高利害的高考挂钩,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诚信问题。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当成长记录与高考选拔保持一定距离时,也许更有价值。

  高考改革是个难题,更是考验我们有没有决心、有没有正视问题的勇气。我国正在进行双一流建设,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仅仅凭借几门学科的纸笔成绩高低决定录取谁不录取取谁,这样的人才选拨标准是很难诞生真正的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

 

  中国教育创新目前存在的问题

 

  白丁:您长期以来致力于教育创新。您认为目前我国的教育创新存在哪些问题?

 

  鸿儒(刘坚):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总体上,我国学术界在教育领域有大量成果束之高阁。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每年都有很多成果,论文著作发表速度惊人,但这些成果往往仅满足于教师的职称评定。

  第二,理论工作者往往满足于形成成果以及将成果发表,对成果如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不关心。更有甚者,我们一些一流大学一流的实验室“两头在外”:优秀人才交流讲学在国外、一流成果用英文发表在国外。如何培养中国的下一代?如何解决中国的科技创新和社会问题?很少顾及!

  第三,数以千万计的中小学教师群体满足于将自己的经验用于工作,但如何将工作中的有效经验进行提炼,形成模型,变成可复制的成果进行推广,教师缺少这方面的意识,更缺乏积极性,得不到体制和制度上的支持与鼓励。

  第四,社会参与教育改革的渠道非常有限。教育界之外的人,如科技工作者、企业家,普遍认为教育系统是个象牙塔,学校自给自足,相对独立封闭,很难介入,更谈不上深度参与。但是,教育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社会事业,理应全社会共同参与。

  无论衣食住行,人类生活中的哪一个领域的背后,不都是有着成千上万的一流企业支撑运行,从而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要,以医疗领域为例,各种各样的创新产品帮助白衣天使更好地实现治病救人的理想。唯独教育领域似乎独善其身,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企业的力量、社会的智慧、市场的潜力都止步于这一系统,教育系统内优秀成果的推广应用也十分有限。每个年轻教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极其有限的教育智慧走进教室,他们往往需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才能胜任这个岗位,更多的人更是由于一日复一日的无助而产生了职业倦怠,过着做一天和尚撞着一天钟的生活,然后他们面对的却是嗷嗷待哺的一群少年。

  这种现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从前年开始,我们借助北京师范大学的平台,利用公益的力量,做中国教育创新成果的发现、遴选、应用、推广工作,希望全社会共同关注,形成蝴蝶效应。我们做了三年教育创新博览会,可喜的事,今年贵州省教育厅、潍坊市教育局、宜昌市西陵区不约而同地提出要在地方举办类似的博览会。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发现:

  第一,总体上,从事教育创新,特别是将教育创新成果产品化,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社会层面的参与依然非常有限。

  第二,企业界开发的教育成果往往注重解决方案和应用推广,但缺乏较好的教育理念,容易迎合市场有应试倾向,实践案例经不起推敲。教育系统内有一些老师研发的成果,有良好的理念和实践经验,但缺乏系统的解决方案和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型。

  优秀的教育创新成果应该具有什么特征?我们提炼出一个SERVE模型,这个模型主张,好的教育创新成果应有良好的价值理念、系统的解决方案、有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规则以及经得住推敲的实践案例,具有这些特征的产品才能称之为优秀教育创新成果,才能服务于教育。

  第三,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体制机制问题。发现、提炼教育成果,让好的教育创新成果得到应用和推广,这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需要新的机制,需要制度设计。因此我们呼吁,从国家层面,应像建立经济特区、高新科技园区、上海自贸区那样,设立国家级教育成果孵化基地、国家级教育创新成果集成基地、国家级教育创新成果应用示范区。必须创新制度,让教育系统更加开放、更加灵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社会力量,广泛吸纳社会机构和社会资本帮助教育系统解决问题。

 

  理性看待“拼奥数”的现象

 

  观众:现在很多学生都在学奥数。您如何看待拼奥数的现象?

  鸿儒(刘坚):上个世纪80年代我曾经当过7个月的奥数教练员。1992年,南开大学一位计量经济学家史树中教授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数学竞赛某种程度上是竞脑运动。每位国际奥林匹克体育冠军,身体的某个部位可能是伤残的,因为必须付出比普通人多很多的代价,特别是身体负荷进行超过正常人的训练才有可能获得世界冠军。中学生在冲击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奖牌的过程中,如果不是基于兴趣爱好和必要的天分,而是被动地接受超过大脑承受能力的训练,那么他大脑的某个部位也有可能受到伤害。

  理性对待奥数,是非常考验家长的定力的。北京很多学生学奥数,有些不负责任的教师也给家长压力,让家长不得不带孩子去学奥数,即使明知孩子不喜欢。

  我常常讲,一名教育工作者要想追求卓越需要的是爱和奉献,如果仅仅把教书作为职业也必须守住底线。教育有其自身的红、绿灯。

  在不少地方,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但依然有问题。现在推动学生学奥数的原因,有时是因为孩子表现出一定天分,但更多是现实功利的驱动。各级政府要承担起责任,在所辖范围内,尽可能规范这种现象,把不必要的恶性竞争尽可能延迟到学生成长的未端。当孩子有了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能够进行更清醒、更理性的选择时,再参加必要的竞争,也许会更好。

  关于奥数,当家长没有足够的把握时,不建议将孩子放在竞赛的跑道上。但鼓励学生多读一些数学课外书,多读一些数学家、数学史的故事,多读一些数学文化的书。这对数学爱好者,对所有成长中的少年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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